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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庸1901年-1981年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。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,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,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,两人曾结拜兄弟,并同取字“汉卿“。

其父冯德麟,又名麟阁,字阁忱,1868年生于奉天海城。民国时期担任盛京副都统、奉天军务帮办、三陵承办、陆军第28师师长。早年投身绿林,为张作霖前辈,后成为清朝左路巡防营统领。1916年,冯德麟与张作霖共同驱赶奉天督军段芝贵,把持东北大权。1917年,支持溥仪复辟,被段祺瑞击败俘获。经张作霖运作,获释。晚年投身创办实业。1926年,逝世于北镇,从南门凯旋门出殡。

一般来说,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,不过,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,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,且完全免费,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。

冯庸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,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所

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。分设工学院、法学院、教育学院。

1920年,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,在东北军任职。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、少校参谋、中校参谋处长,少将航空司令、装甲部队司令等职。

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,冯庸很早就从戎,历升官阶,但他志不在此。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,深感民众生活艰苦。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,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。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:“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,在军队里服务,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,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,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,统统打倒。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,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,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,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,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,而且早早就把性性命丧掉,实在可惜之至。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,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,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,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。“

在冯庸看来,偌大一个中国,内忧外患频仍,国势渐趋衰微,

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,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,就得发展民族工业,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,走工业救国、教育救国的道路。

1926年,其父冯德麟病故后,冯庸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,准备兴办学校。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,20多年间,累积了庞大的家产。冯庸召集欠债的人,当众焚烧债券;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,当众归还地契,销毁借据;再召集家人宣布,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。当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赞不绝口,有诗赞其“翩翩浊世佳公子“。

1927年春,冯庸大学破土动工,“昼夜加工,经之营之“,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,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,有教室、办公室、宿舍达200余间的大学校园。

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--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,

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“共招学生五班,预定数计180余人,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礼,10月10日正式开学,自此以后,黄底蓝星,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,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“。

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在贯彻民国教育方针的同时,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视角,创立了“冯庸教育主义“,即“三纲““八德““八正““教养““始基“。“八德“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。“八德“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八种道德观念。“八正“是“八德“的补充,是实践“八德“的方法。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,以培养新人、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,加强道德教育、实业教育、军事教育和体育,并使它们结合起来。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,注重实用、实战,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、体魄健康、有武勇精神、懂军事、会技术的新青年,从而达到爱国、救国的目的。在冯庸大学墙上写上了办学宗旨“造成新中华的青年“,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、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。冯庸大学的精神核心,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,贯彻爱国主义精神,关心国家的前途,关心青年人的前途。

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,所遵循的冯庸教育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,引起日军强烈不满,将之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1931年19日清晨6点30分,沈阳城沦陷,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中。21日下午4点,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,均被日军占领,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,捣毁了校舍、实习工厂、办公设施等,将教室、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。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,不准再上课。

9月22日上午11时,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,组织满洲独立,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: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,宣布独立国;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。本庄繁还承诺,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,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,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。冯庸大义凛然,断然拒绝:“因此若杀我,我亦死得光明磊落“,“死耳,誓不为卖国贼“。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,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。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:“冯大师生速到北平。“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。

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。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,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。几经磨难,28日,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,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。

1932年“一·二八“上海淞沪抗战打响,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,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。1933年初,日军进攻热河省,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。

1933年6月,冯家私产基本耗尽,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。经张学良同意,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。

此事在《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》有如下记载:“1933年6月,冯庸大学结束,并入本校,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,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。“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。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,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;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,有的青年投考军校,报效国家。

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,共有三批毕业生。作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,历时六年宣告结束。抗战期间,他先后任昆山、长兴、襄樊等地警备司令、戒严司令,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。1949年,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,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、国有资产局局长、高雄港口司令、空军等要职。不久,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,他受牵连退伍,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