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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天书吧 > 历史军事 > 明朝那些事儿 > 日落西山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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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落西山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

在很多的史书中,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:皇帝老休息,朝政无人管,大臣无事干。

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,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。

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,是无比激烈的斗争。而斗争的主角,是东林党。

在许多人的印象中,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,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,为了同一个目标,走到一起来了。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,并曾一度掌控政权,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,最终失败。

我认为,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。但是,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,一个很有趣的问题:

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、知识分子,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?

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,值得膜拜的,值得三拜九叩的,但是,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,不能当衣服穿,更不可能掌控政权。

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,就是斗争。

道德文章固然有趣,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

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,应该是顾宪成。

在万历二十一年(1593)的那次京察中,吏部尚书孙鑨——撤职了,考功司郎中赵南星——回家了,首辅王锡爵——辞职了,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,从五品的小官,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——升官了(吏部文选司郎中)。

升官了还不说,连他的上级,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,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,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,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。

李三才偷看信件,王锡爵打道回府,朝廷的历任首辅,在他眼中不是木偶,就是婴儿。

这是一团迷雾,迷雾中的一切,似乎和他有关系,又似乎没有关系。

拨开这团迷雾之后,我看到了一样东西——实力。

顾宪成的实力,来自于他的官职。

在吏部中,最大的是尚书(部长)、其次是侍郎(副部长),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(司长),分别是文选司、验封司、稽勋司、考功司。

但是,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,而其中最厉害的,是文选司和考功司,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,考功负责官员考核,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,升官还是免职,发达还是破产,那就是一句话的事。

相对而言,验封司、稽勋司就一般了,一般到不用再介绍。

有鉴于此,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,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。

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:吏部考功司主事——考功司员外郎(副职)——文选司郎中。

这就意味着,那几年中,大明的所有官员(除少数高官),无论是升迁,还是考核,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,即使不过,也要打个招呼,就不打招呼,也得混个脸熟。

此外,我们有理由相信,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,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,是混不了多久的。

现在你应该明白了。

在这个世界上,实力和道德,经常是两码事。

东林之中,类似者还有很多,比如李三才。

李三才先生的职务,之前已经说过,是都察院佥都御史,巡抚凤阳,兼漕运总督。

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,凤阳是个穷地方,不巡也罢,真正关键的职务,是最后那个。

自古以来,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,基本算是坐地收钱,肥得没边,普天之下,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,只有盐政。

坐在这个位置上,要想不捞外快,一靠监督,二靠自觉。

很可惜,李三才不自觉,从种种史料分析,他很有钱,有钱得没个谱,请客吃饭,都是大手笔。

至于监督,那就更不用说了,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,自己去检举自己,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。

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,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,那真是相当的大,大到几十年后,着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,还能听到相关事迹,最后还叹息一声,给了个结论——负才而守不洁。

列举以上两人,只是为了说明一点:

东林,是书院,但不仅仅是书院,是道德,但不仅仅是道德。它是一个有实力,有能力,有影响力、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。

事实上,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

明白了这一点,你就会发现,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,每一分、每一秒,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。

争斗的方式,是京察。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,他虽费劲气力,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,京察失败。

但这一切,仅仅是个开始。

十二年后(万历三十三年),京察开始,主持者杨时乔,他的公开身份,是吏部左侍郎,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,是东林党。

当时的首辅,是浙党首领沈一贯,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,自然很不待见,于是,他决定换人。

沈一贯是朝廷首辅,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,然而意外发生了,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,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,却依然毫无用处。杨侍郎该怎么来,还怎么来,几板斧抡下来,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……

反正非东林党的,统统下课,沈一贯拼了老命,才算保住几个亲信。

那么现在,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,玄机就在其中:

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京察,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。

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沈一贯退休回家。

同年,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,复出无望。

一年后,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,开始执掌朝廷大权。

是的,这一切的一切,不是偶然。

而最终要获得的,正是权力。

权力已经在握,但还需要更进一步。

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辛亥京察,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,东林党。

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,东林党人遍布朝廷,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,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。

然而一个人的掺和,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这个人就是李三才。

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,作为东林党的干将,他将进入内阁,更进一步。

算盘大致如此,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听说李三才要入阁,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,闹翻了天,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,许多人对他有意见。

而更重要的是,这人实在太猛,太有能力。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,如果再让他入阁,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。

于是,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。

明代的京察,按照地域,分为南察和北察,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,而南察的主管者,是吏部侍郎史继楷,三党成员,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——支持李三才的人。

很快,浙、楚、齐三党轮番上阵,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,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,明确到《明神宗实录》都写了出来——“攻淮(李三才)则东林必救,可布一网打尽之局”。

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,李三才没能顶住,回家养老去了。

但就整体而言,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,叶向高执政,东林党掌权,非常强大,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。

然而就在此时,强大的东林党,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

一直以来,东林党的指导思想,是我很道德。强大之后,就变成了你不道德,工作方针,原先是党同伐异,强大之后,就变成了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

总而言之,不是我的同党,就是我的敌人。

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,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:

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,齐、浙、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,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。

他们的折腾,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:

万历四十二年(1614),叶向高退休回家。

万历四十五年(1617),京察开始,主持京察的,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、刑部尚书李志。

郑继之是楚党,李志是浙党。

有冤报冤,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,但凡是东林党,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,二话不说,收包袱走人。这其中,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。

萨尔浒之战前,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,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,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。对明朝而言,其重要程度,基本等于努尔哈赤+皇太极+李自成+张献忠。

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,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。

因为在不久之后,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,彻底击败浙、齐、楚三党。

然后,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,实现真正的融合,继续这场斗争,而那时,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阉党。

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,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,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,顾宪成已经死了,邹元标到处逛,赵南星家里蹲。

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,叶向高提早退休,李三才回家养老。

此时的首辅,是浙党的方从哲,此时的朝廷,是三党的天下。对东林党而言,前途似乎一片黑暗。

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,因为一个人的死去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二十一日,万历不行了。

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国本、打闷棍。

我只能说,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

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,我想了很久,很久,却是很久,很久,也想不出来。

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,之前二十多年,似乎干得也不错,你说他软弱吧,他还搞了三大征,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,你说他不理朝政吧,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?

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,一个勤于政务的人,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,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,一个终生未出京城,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

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,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

于是,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

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,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,一个理想主义者,在经历残酷的斗争,无休止的吵闹,无数无效的抗争,无数无奈的妥协后,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,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,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

大致如此吧。

明神宗朱翊钧,万历四十八年逝世,年五十八。

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,他还不够勇敢。

【明光宗朱常洛】

虽然几十年来,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,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终于做出了抉择,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。

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,万历四十八年(1620)

八月一日,朱常洛正式登基,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,定年号为泰昌。

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,按照惯例,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,明年才能另起炉灶,用自己的年号。

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,这个年号,竟然没能用上。

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,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。

一个撑了三十八年,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,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,是很不幸的。

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,是郑贵妃。

【红丸】

应该说,朱常洛是个好孩子,至少比较厚道。

几十年来,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,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、朝廷的冷清,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,时局的危险。

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,于是,当政后的第一天,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。

大致说来,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,包括兑现白条——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,废除各地矿税,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。

这几件事情,办得很好,也很及时,特别是最后一条,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,实在是大快官心,于是一时之间,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,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,兴高采烈。

但有一个人不高兴,非但不高兴,而且很害怕。

万历死后,郑贵妃终于明白,自己是多么的虚弱,今日之城内,已是敌人之天下。所谓贵妃,其实也不贵,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,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。

很快,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。

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,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,让万历下了道遗嘱,讲明,一旦自己死后,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。

如此一来,等万历死后,她就成了太后,无论如何,铁饭碗是到手了。

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,丝毫不赖帐,当即表示,如果父皇如此批示,那就照办吧。

但他同时表示,这是礼部的事,我批下去,让他们办吧。

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,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,非但不办,还写了个奏疏,从理论、辈分、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,最后得出结论——不行。

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,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,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。

郑贵妃明白了,这就是个托。

很明显,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,实际上不怎么老实。既然如此,必须提前采取行动。

经过深思熟虑,她想出了一个计划,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,是一件礼物。

十天之后,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,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。

光宗皇帝的性命,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。

这份礼物,是八个美女。

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,哪都不能去,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,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,辛辛苦苦、畏畏缩缩了几十年,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。

古语有云:一口吃不成胖子,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,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,在史料上,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:

“是夜,连幸数人,圣容顿减。”

白天日理万机,晚上还要辛勤工作,身体吃不消,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。于是不久之后,朱常洛就病倒了。

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日。

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,四天之后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四日。

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,身体差就该看医生,崔文升就此出了场。

崔文升,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。前面曾经讲过,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,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。

可是这人来,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,而是看病,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,除了能写外,还管着御药房,搞第二产业。

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,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。

诊断之后,崔大夫胸有成竹,给病人开了一副药,并且乐观地表示,药到病除。

他开的这幅药,叫泻药。

一个夜晚辛勤工作,累垮了身体的人,怎么能服泻药呢?

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:这是个“蒙古大夫”。

虽然我不在现场,也不懂医术,但我可以认定:崔文升的诊断,是正确的。

因为之前的史料中,有这样六个字:是夜,连幸数人。

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,就不解释了,但大家也应该知道,要办到这件事情,难度是很大的。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,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

但是他完成了。

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,他找了帮手,而这个帮手,就是药物。

是什么药物,大家心里也有数,我就不说了,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,从来就是必备药,从明宪宗开始,到天天炼丹的嘉靖,估计都没少用。明光宗初来乍到,用用还算正常。

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,加上身体一向不好,这才得了病。

在中医理论中,服用了这种药,是属于上火,所以用泻药清火,也还算对症下药。

应该说,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,可惜,是半桶水。

根据当时史料反映,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,有点用力过猛,手一哆嗦,下大了。

错误是明显的,后果是严重的,光宗同志服药之后,一晚上拉了几十次,原本身体就差,这下子更没戏了,第二天就卧床不起,算彻底消停了。

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,就这么看上去,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。虽说没法私了,但毕竟大体上没错,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、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,态度还算凑合。

可问题是,这事一冒出来,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,这是郑贵妃的阴谋。

因为非常凑巧,这位下药的崔文升,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。

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,要看病,不找太医,偏找太监,找了个太监,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,这太监下药,偏又下猛了,说他没问题,实在有点困难。

对于这件事情,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,我信,因为没准就这么巧;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,我也信,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,谁都知道是她干的,但以郑贵妃的智商,以及从前表现,这种蠢事,她是干得出来的。

无论动机如何,结果是肯定的,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,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。

但这一切还不够,要达到目的,这些远远不够,即使那个人死去,也还是不够。

必须把控政权,把未来所有的一切,都牢牢抓在手中,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。

于是在开幕之前,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。

这位同盟者的名字,不太清楚。

目前可以肯定的是,她姓李,是太子的嫔妃。

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:大老婆叫太子妃,之后分别是才人、选侍、淑女等。

而这位姓李的女人,是选侍,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,她被称为“李选侍”。

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,至少长得还不错,因为皇帝最喜欢她,而且皇帝的儿子,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——朱由校,也掌握在她的手中,正是因为这一点,郑贵妃找上了她。

就智商而言,李选侍还算不错(相对于郑贵妃),就人品而言,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,经过一番潜规则后,双方达成协议,成为了同盟,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现在一切已经齐备,只等待着一个消息。

所有的行动,将在那一刻展开,所有的野心,将在那一刻实现。

【小人物】

目标就在眼前,一切都很顺利。

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,同党越来越多,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,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,前方已是一片坦途。

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,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

明光宗即位后,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,最高兴的是东林党。

这是很正常的,从一开始,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,争国本、妖书案、梃击案,无论何时何地,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。

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。

明光宗非常够意思,刚上任,就升了几个人的官,这些人包括刘一璟、韩旷、周嘉谟、邹元标、孙如游等等。

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,其实也不用知道,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,就能明白,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。

刘一璟、韩旷,是东阁大学士,内阁成员,周嘉谟是吏部尚书,邹元标是大理寺丞,孙如游是礼部侍郎。当然,他们都是东林党。

在这群人中,有内阁大臣、人事部部长、法院院长,部级高官,然而,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,他们只是配角。真正力挽狂澜的人,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

这个人的名字,叫做杨涟。

杨涟,字文孺,号大洪,湖广(湖北)应山人,万历三十五年(1607)进士,任常熟知县,后任户科给事中、兵科给事中。

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,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,升得也不快,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,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。

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,是一个不普通的人。

上天总是不公平的,有些人天生就聪明,天生就牛,天生就是张居正、戚继光,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,天生就不聪明,天生就不牛,天生就是二傻子,没有办法。

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,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,也能成功的道路。

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,这是最好的道路,也是唯一的道路,它的名字,叫做纯粹。

纯粹的意思,就是专心致志、认真、一根筋、二杆子等等等等。

纯粹和执着,也是有区别的,所谓执着,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,而纯粹,是见了棺材,也不掉泪。

纯粹的人,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,他们的一生,往往只有一个目标,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他们可以不择手段,不顾一切,他们无法被收买,无法被威逼,他们不要钱,不要女色,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。

在他们的世界里,只有一个目标,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。

杨涟,就是一个纯粹的人。

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,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,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,还很讲干净,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,廉政考核全国第一。此外,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,比如万历四十八年(1620),万历生病,半个月不吃饭,杨涟听说了,也不跟上级打招呼,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:

“皇上生病了,你应该去问安。”

方首辅胆子小,脾气也好,面对这位小人物,丝毫不敢怠慢:

“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,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,也没消息。”

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,面子是给足了,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,他先举了个例子,教育了首辅大人,又大声强调:

“你应该多去几次,事情自然就成了(自济)!”

末了,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:

“这个时候,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,不要到处走动!”

毫无惧色。

根据以上史料,以及他后来的表现,我们可以认定:在杨涟的心中,只有一个目标——为国尽忠,匡扶社稷。

事实上,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,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,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二十一日,夜,乾清宫。

万历就快撑不住了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,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——没有召见太子。

一般说来,皇帝死前,儿子应该在身边,除了看着老爹归西、嚎几声壮胆以外,还有一个重要意义——确认继位。

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,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,要不看着老爹走人,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、或是几个顾命大臣,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,还找人搞了公证,这桩官司可怎么打?

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,还是故意的,反正没叫儿子进来。

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,明知老头子不行了,又怕人搞鬼,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,可就是不敢进去。

关键时刻,杨涟出现了。

在得知情况后,他当机立断,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——王安。

王安,时任太子侍读太监,在明代的历史中,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。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,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。

而在那个夜晚,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,一句至关紧要的话:

“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(疾甚),不召见太子,并不是他的本意。

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(尝药视膳),等早上再回去。”

这就是说,太子您之所以进宫,不是为了等你爹死,只是进去看看,早上再回去嘛。

对于这个说法,太子十分满意,马上就进了宫,问候父亲的病情。

当然,第二天早上,他没回去。

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,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,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。不过,这对于杨先生而言,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。

他平静地回到暗处,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他很清楚,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。

事情正如他所料,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,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,郑贵妃到处活动,李选侍经常串门。

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,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。

形势十分危急,不能再等待了。

杨涟决定采取行动,然而现实很残酷:他的朋友虽然多,却很弱小,他的敌人虽然少,却很强大。

周嘉谟、刘一璟、韩爌这拨人,级别固然很高,但毕竟刚上来,能量不大,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,根基极深,一手拉着李选侍,一手抓着皇长子,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。

按照规定,她应该住进慈宁宫,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,死赖在乾清宫不走,看样子是打算长住。

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,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,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,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,那时,一切都将无可挽回。

而要阻止这一切,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:首先,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;其次,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。

这就是说,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,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,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。

杨涟先生的职务,是七品兵科给事中,不是皇帝。

事实上,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,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,明明不想给她名分,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。

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,一个绝对、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但是他完成了,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。

他的计划是,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,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。

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,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。因为杨涟已经发现,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,有一个致命的弱点,只要伸出手指,轻轻地点一下,就够了。

这个弱点有个名字,叫做郑养性。

郑养性,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,郑国泰死后,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,平日十分嚣张。

然而杨涟决定,从这个人入手,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,他发现,这是一个外强中干,性格软弱的人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六日。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,和他一同前去的,还有周嘉谟等人。

一大帮子人上门,看架势很像逼宫,而事实上,确实是逼宫。

进门也不讲客套,周嘉谟开口就骂:

“你的姑母(指郑贵妃)把持后宫多年,之前争国本十几年,全都是因为她,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,赖在乾清宫不走,还给皇上奉送美女,到底有什么企图?!”

刚开始时,郑养性还不服气,偶尔回几句嘴,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,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,说着说着,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。

白脸唱完了,接下来是红脸:

“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,不过是想守个富贵,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,你要听我们的话,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。”

红脸完了,又是唱白脸:

“要是不听我们的话,总想封太后,不会有人帮你,你总说没这想法,既然没这想法,就早避嫌疑!”

最狠的,是最后一句:

“如此下去,别说富贵,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,都未可知!”

郑养性彻底崩溃了。眼前的这些人,听到的这些话,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。于是,他去找了郑贵妃。

其实就时局而言,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,她有同党,有帮手,如果赖着不走,谁也拿她没办法。什么富贵、性命,这帮闹事的书呆子,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。

然而关键时刻,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,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,在慌乱的外甥面前,她也慌乱了。

经过权衡利弊,她终于做出了决定:搬出乾清宫,不再要求当皇太后。

至此,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,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位大妈费劲心机,折腾了三十多年,却啥也没折腾出来。此后,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。

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,就这样,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,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

但在杨涟看来,这还不够,于是三天之后,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九日,杨涟上书,痛斥皇帝。

杨先生实在太纯粹,在他心中,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,所以在他看来,郑大妈固然可恶,崔大夫固然可恨,但最该谴责的,是皇帝。

明知美女不应该收,你还要收,明知春药不能多吃,你还要吃,明知有太医看病,你还要找太监,不是脑袋有病吧。

基于愤怒,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。

在这封奏疏里,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,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,然后笔锋一转,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——勤劳工作,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

必须说明的是,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,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。

因为在文中,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,然后痛骂崔文升,说他如何没有水平,不懂医术。最后再转回来:就这么个人,但您还是吃他的药。

这意思是说,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,您比他还要差。

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,内阁就放出话来,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
三天后,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。

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,召见几位大臣,这些人包括方从哲、周嘉谟、孙如游,当然,还有杨涟。此外,他还命令,锦衣卫同时进宫,听候指示。

命令一下来,大家就认定,杨涟要完蛋了。

因为在这拨人里,方从哲是首辅,周嘉谟是吏部尚书,孙如游是礼部尚书,全都是部级干部,只有杨涟先生,是七品给事中。

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,召集锦衣卫,只有一种可能——收拾他。

由于之前的举动,杨涟知名度大增,大家钦佩他的人品,就去找方从哲,让他帮忙求个情。

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,找到杨涟,告诉他,等会进宫的时候,你态度积极点,给皇上磕个头,认个错,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
但是杨涟的回答,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:

“死就死(死即死耳),我犯了什么错?!”

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:

“方先生(方从哲)是好意。”

可到杨先生这里,好意也不好使:

“知道是好意,怕我被人打死,要得了伤寒,几天不出汗,也就死了,死有什么可怕!但要我认错,绝无可能!”

就这样,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,虽然他知道,前方等待着他的,将是锦衣卫的大棍。

可是他错了。

那位躺在床上,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,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:

“国家的事情,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。”

虽然称呼是复数,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眼睛只看着杨涟。

这之后,他讲了许多事情,从儿子到老婆,再到郑贵妃,最后,他下达了两条命令:

一、赶走崔文升。

二、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。

这意味着,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,毫无条件,毫无抱怨。

当然,对于他而言,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。

但他绝不会想到,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,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。

因为他并不知道,此时此刻,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。

从这一刻起,杨涟已下定了决心——以死相报。

一直以来,他都只是个小人物,虽然他很活跃,很有抱负,声望也很高,他终究只是小人物。

然而眼前的这个人,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,却毫无保留地尊重,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、抱负,以及纯粹。

所以他决定,以死相报,致死不休。

这种行为,不是愚忠,不是效命,甚至也不是报答。

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,无可辩驳的真理:

士为知己者死。

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二十二日,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,还有十天。

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。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,即将上演。